春秋中晚期，在北方霸主晋国的扶植下，南方吴国崛起了，为了展示吴国的文化风貌，公元前544年，吴国贤臣季札来到中原正规配资网站，出使各国，与当时各国的贤人智者展开了一系列交往，从而开启了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首先，季札来到鲁都曲阜，欣赏了一系列周朝礼乐，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与个人分析，对列国礼乐一一作出了评价。其中，他评价最高的是《秦风》，按他的话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华夏之声啊，秦风的曲调竟然跟过去宗周鼎盛时的华夏之声一样，想来秦国的国力也必会日益强大。强大到一定程度后，应该就能达到周王朝鼎盛时那样了吧！”这预言太牛了，要知道秦国虽然也曾是春秋五霸之一，但从秦穆公以后就一路走下坡，完全看不到蒸蒸日上的迹象。可没想到从没去过秦国的季札竟然只凭一首歌曲，就听出了秦国的潜力与精神风貌。三百多年后，秦人果然唱着高昂的《秦风》统一天下。
欣赏完了演出，季札还特意去拜访了鲁国著名贤臣与外交家叔孙穆子。与季札一样，叔孙穆子也精通礼乐，且品行高洁，善于言辞。后来还得到过晋国执政赵武“忠信贞义”的极高评价。另外，那一句非常有名的名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是为不朽。”也是叔孙穆子所说。
展开剩余97%所以，季札一见到叔孙穆子，两人便互相欣赏，相谈甚欢，很快就引为知己。但季札还有出使任务，不能久留，他离开之时，忧心忡忡，提醒穆子说：“你要小心啊！我听说君子应该选贤择能，你这个人心眼虽好，却不善于用人，再不注意的话祸患迟早会降临到你的头上。”
季札的乌鸦嘴后来还真应验了，6年后，也就是鲁昭公四年（公元前538年），穆子被自己宠信的家臣竖牛幽禁，活活饿死在了家中。
著名乐评人季札在鲁国打响名声后，紧接着又跑去齐国，拜访当时东方第一大牌心灵导师晏子，这晏子的名气比叔孙穆子还大，司马迁曾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一部《晏子春秋》，里头全是智慧。但就算是如此智者，也有一叶障目的时候，当时，齐国表面上形势尚可，但其实危机四伏，季札到这里没几天，就发现了齐国的惊天病症，于是赶紧劝晏子说：“您赶快交还封邑和权力吧。只有懂得放弃，才能明哲保身，免于祸患。依我看，齐国已然病入膏肓没救了，总有一天要政归他人。而且一天没有归属，灾祸就一天不会停止。”
晏子很听话，不久就交出了权力。
季札的乌鸦嘴后来也应验了，12年后，也就是齐景公16年（公元前532年），齐国四大家族田、鲍、栾、高打起了内战，晏子因为保持中立而没有受到牵连。
五十多年后，季札的预言进一步应验了，四大家族分出胜负，田氏家族一家独大，开始执掌国政。又过了近一百年，田氏终于废掉姜氏，建立了一个新的齐国。
季札离开齐国后，接着又去“祸害”郑国了，他和郑国第一贤人子产相见恨晚，两人互相交换“定情信物”，季札给了子产一块白绢大腰带，子产回赠他一件麻布衣服。季札预见到子产必将成为一颗政治明星，他说：“郑国的执政者奢侈荒淫，灾祸将要来临了！接下来政权必然落在您的肩上。子为政，慎以礼，不然，郑国将败。”
后来的事儿不用说都知道了，季札的乌鸦嘴一向都是很准的。季札走后第二年，郑国的两大家族便在都城发生了血拼，死伤无数。郑国人无奈，只好把子产请出来主持大局。子产认识到郑国的混乱已非周礼能够解决，于是不听季札“慎以礼”的建议，而是大刀阔斧地发动了军政改革，他设保甲，作丘赋，铸刑书，为战国时代各国轰轰烈烈的变法开了先声。
图：郑州市子产祠园
子产敢为天下先，确实让郑国的实力稍微有所增强，只可惜，像郑国这样的中流国家，越是出风头，就越会成为大国争抢的猎物。果然，子产死后仅十余年，晋国六卿强盛了，屡屡侵夺郑国领土，郑日益衰落。又过了一百年，郑国为韩所灭。
季札离开郑国后，又接着北上来到卫国，与蘧瑗、史狗、史鳅、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等卫国小贤（知名度没有晏子、子产等人高，所以只好称为小贤）谈得很投机，他说：“嗯，卫国有很多贤能的君子，不会有什么祸患。”我们知道，卫国虽然是个小国，但尊贤敬贤，颇有一番文化气象，孔子周游列国14年，其中在卫国长达10年，就是因为此地有很多和他性味相投的“君子”，这也让周围列强都不好意思灭掉这小小卫国，而把它当作一个珍贵文化遗存保留了下来，直到秦二世末年的乱世，卫国才终于灭亡。
季札离开了卫国后，继续向西，去往此行他最重要的目的地晋国，路上经过戚城（卫邑，今河南濮阳市东北），当地的行政长官孙林父为他接风洗尘，击罄奏乐，没想到季札却一点儿不领情，说：“你还好意思奏乐？我听说发动叛乱而不修德行的人，必然会遭到杀戮。不久前你发动叛乱把卫侯给驱逐出境了，虽然后来良心发现又把他接了回来，但你始终是有罪的啊。你现在的处境，就好比一只燕子在帐幕上筑巢，危在旦夕。害怕都来不及，又有什么可欢乐的呢！？”
孙林父听了这番话，吓出一身冷汗，从此一辈子都不敢听音乐了。
这位孙林父其实并不是一位懂得悔改之人，当年他出使鲁国，由于不按礼节与鲁国国君并肩而行，曾受到叔孙穆子当面指责，脸上却毫无愧色。如今听了季札一番话，竟然痛改前非了，孔子对此相当感慨，说季子能以义正人。同时不忘表扬孙林父：知错能改，犹未晚也。
季札这一路埋汰了不少人，最后遭到他“毒手”的是晋国。晋国是吴国在北方的重要盟友，两国常年合作抗楚，战略意义非凡，所以季札到达晋国后，广泛拜访各大家族，与各族卿大夫交流。事后，他又发表了一个惊人预言：“各大家族之中，韩赵魏三家比较牛，晋国的政权最后八成要落到他们手里！”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预言到“三家分晋”的人，第二个预言到的人是孙武。但季札做该判断时，要比孙子早40年。
季札在晋国期间还交到了一个好朋友，那就是晋国著名贤臣叔向，临别时，他语重心长地对叔向说：“小心呀，晋国君淫臣强，政权迟早将归于私家。你这个人太过直率，一定要多长个心眼，让自己免于祸难。”
其实类似的话，几年后晏子也跟叔向聊过，两个难兄难弟都对两国的未来感到担忧，但又无能为力，这大概就是智者的痛苦吧！大家对孔子时代了解颇多，但对于前孔子时代的这一批先哲研究较少，事实上，季札、晏子、子产、叔向等人，也都是百年不遇的贤人与大师，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开始独立思考的先知、学者、思想家与哲学家。风云际会，让他们相见，相遇，相知，相惜，也让他们的思想相互碰撞，磨合，交融，升华。正是在他们的交流与努力下，中国民本思想开始萌芽，理性之光从愚昧和迷信的层层包裹中冲决而出，中国文化第一次从蒙昧走向文明，从重神惧鬼走向人文关怀。而也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比他们晚一代的孔子才成长起来，集众贤之大成，建立了中国人自己的思想体系。
大师，并不是横空出世，在他之前，必有一个璀璨的群星时代。
而与此同时的古希腊，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克塞诺芬尼等一大批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正著书立说，为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夯下了坚实的理论地基。
最后顺便再聊一件事儿，话说季札出使列国前，曾路过徐国（今江苏省徐州一带），徐国国君对他热情款待，两人相谈甚欢。席间，徐国国君看到季札佩戴的宝剑，很是艳羡，一直把玩，想要又说不出口。熟悉先秦历史的人都知道，吴越之地的兵器铸造业十分发达，所谓吴钩越剑，那里出产的刀剑冠绝天下。这一把吴国公子的佩剑，那肯定也是差不到哪里去的。
徐君对季札的剑动了心，季札当然都看在眼里，但作为尚在出访途中的外交使臣，没有佩剑在当时是很严重的外交失礼，所以他也只得不动声色地将这心思埋下，想等出使回来再把剑送给徐君。
然而等季札从晋国出使回来，徐君已经等不及死掉了，世事无常，当真令人难以预料。
季札很伤感，他来到徐君的墓前，但见寒风冽冽，墓前的一棵枯树随风颤动，沙沙作响，更添几分萧索。季札叹了一口气，解下身上的佩剑恭恭敬敬地挂在墓前的枯树上，转身就要走。随从们很奇怪，都说：“徐君已经死了，您把吴国的国宝挂在这里给谁呢！”
国画：马企周《季子挂剑》
季札黯然道：“这把剑我当时已经心许给徐君了，现在他虽已去世，但我也不能因此而背叛我内心的许诺。”（“心许”一词典出于此）
李白诗云：“延陵有宝剑，价重千黄金。观风历上国，暗许故人深。归来挂坟松，万古知其心。懦夫感达节，壮士激青衿。”这就是古代君子之间的友谊，质朴情真，淡雅如水，但是千金一诺——即使那个“诺”的对象已经死去，即使那个“诺”只是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心许”，但君子坦荡荡，承诺了就要做到。有时候，古人的高风亮节实在让我们这些多欲多求，言不顾行，口是心非，身心俱疲乃至身心分裂的现代人感到无地自容。
春秋晚期，在北方霸主晋国的扶植下，南方吴国崛起了，成为了第一流的军事强国。但吴人虽自称是泰伯之后，却既不懂礼义，也不知礼乐，其实就是蛮夷，而蛮夷，是没法亲近的，只能被利用，根本无法获得诸夏的认同。史佚（西周初年太史）之《志》尝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管仲也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在这种情况下，吴国决定派出一位文化大师，作为文化使节，出使中原各国，向各国证明自己也是一个知礼的文明之邦。只有文明之邦，才是兄弟之邦。
这位文化大师，就是后来与孔子并称“南季北孔”的吴国王族子弟季札，因封地在延陵，又被称为“延陵季子”，他不仅是一位深谙礼乐的文化大师，而且还是一位洞悉未来的先知智者，一位追求至善的伟大哲人。
可以说，季札是中国先秦时期唯一的文化使节，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第一个从事此一活动的外交人物，所以此事也是先秦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点，必须好好地介绍一番。
季札访问的第一个国家，是鲁国。
鲁是个二等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并不扮演重大角色。然而由于它是周朝标志性人物周公旦的封地，继承了周朝文物典章的正统，特别是春秋社会大动荡时期，始终以礼乐之邦著称，为中原文化荟萃之地。更重要的是，前几年季札的父亲吴王寿梦去世，鲁襄公还曾亲临周庙去表示哀悼，因为吴国也号称姬姓国，与鲁是同姓，《左传》上强调，这是合于礼的。可见鲁不论在周礼这方面，还是与吴国的友好关系方面，都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国家。季札选择它作为国事访问的第一站，是相当有深意的。
经过数十天的跋涉，季札终于来到鲁都曲阜，受到了鲁国上下的热烈欢迎。季札一看气氛不错，便提出要求，说想见识一下闻名已久的周乐。
所谓周乐，就是周朝大圣人周公旦所制作改编的礼乐，包括虞、唐、商、周各代及各方国的乐舞。其他还好说，这周天子的礼乐按礼只能在洛邑欣赏到，各国都没有，只有鲁国沾了周公的光，才得以世代守护珍藏。当然，周乐也是相当高级的文化，一般人根本欣赏不了；所以季札这么做，并非只为见识一下这么简单，而是为了显摆一下自己的博学多才和艺术修养，同时表明吴国也是一个有追求有素质的文化之邦，一举打响知名度。
一句话，季札想红啊！所以他想靠周乐来炒作一下自己，同时借此提高吴国的国际地位。
季札首先欣赏了“革命歌曲”《周南》和《召南》。
周朝的歌曲有两种，一种叫弦歌，一种叫徒歌，弦歌有伴奏，徒歌没有伴奏。《周南》和《召南》是《诗经》的头两部，属于弦歌，所以都有伴奏。因这两部乃是周礼奠基人周公旦和召公自北而南从岐周传到江、汉之地的，所以名为《周南》和《召南》。
季札摇头晃脑的品评起来：“美哉！瞧这歌词写的，多好哇！周朝的王业开始奠基了，虽还没有完成，但百姓都勤勤恳恳没有怨言。”
果然是牛人，闻弦歌而知雅意这句话，大概就是打这儿来的吧。
鲁国人碰到了知音，大喜，接着又为他奏了了《邺风》、《鄘风》和《卫风》。邺、鄘、卫这三个国家的地方本来是殷商王畿，后来都并到了卫国之中。
学养深厚的季札又一下子欣赏了出来，他说：“美哉，渊乎！有忧思而不至于困窘。我听说卫康叔，卫武公的德行就像这样，这大概就是《卫风》了吧！”
卫康叔，卫武公是卫国的两个著名君主，康叔是周公的弟弟，曾协助武王伐纣与周公东征，并开创了卫国的基业；武公则曾经在褒姒之难中帮周平王赶走过犬戎；那都属于卫国老一辈的革命家。而卫国在中原诸侯之中也向来以君子众多著称，所以季札对其艺术给予了极高评价。
鲁国人接着又为他演唱了《郑风》。
季札皱着眉头说道：“美哉！但是它琐碎得太过分了，百姓是不能忍受的。这个国家大概会最先亡国吧！”
郑国民风开放，所以《郑风》大多讲的是男女之间情啊爱啊之类的琐事，有关政治极少。按照孔夫子的说法，那就叫作“郑声淫”。所以季札认为，这靡靡之音那就是亡国之音，郑国风化如此败坏，很快就要亡国的。
季札的这个看法就有点片面了，其实郑国之所以早早灭亡，是因为它地方不好，处在晋国和楚国这俩大火药桶子中间，那能有它的好吗？
接着，鲁国人又为季札演唱了《齐风》。
季札忍不住大声叫好起来：“美哉！泱泱乎！这是大国的音乐啊！这大概就是可以成为东海诸国表率的姜太公的国家吧？嗯，它的国运真是不可限量啊。”齐国是老牌强国了，这种评价并不过分。
鲁国人接着又为他演唱了《豳风》、《秦风》、《魏风》、《唐风》、《陈风》、《小雅》、《大雅》、《颂》等一系列诗经歌曲，季札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都品评一番，列国歌曲之中，除了《齐风》，季札对《秦风》评价最高，他说：“这才是真正的华夏之声啊，秦风的曲调竟然跟过去宗周鼎盛时的华夏之声一样，想来秦国的国力也必会日益强大。强大到一定程度后，应该就能达到周王朝鼎盛时那样了吧！”当时秦国国力在列强之中大概排在晋楚齐之后，能有个老四的位置，但文化弱后，向来被中原诸侯鄙夷，甚至以蛮夷待之。没想到从没去过秦国的季札竟然只凭礼乐，就听出了秦国的潜力与精神风貌。三百多年后，秦人果然唱着高昂的《秦风》统一天下。
听完了诗歌，季札又要求观赏舞蹈。
周乐中的舞蹈可不像咱们现代舞一样，可以自由发挥，那可都是严格规定了动作和伴奏的祭祖舞，一个先王一种，跳错了不但会被人耻笑，而且有辱先王，那可就犯了政治问题了。从前齐国大夫高厚就是在一次在诸侯会盟中跳错了舞，而被晋国盟主认为“有异志矣！”，最后导致列国联兵伐齐，差点把齐国给灭了。
鲁国人先为季札先表演了《象箾》、《南籥》。
所谓象，就是象舞，属于一种军舞，舞者手执武器作战斗状，是一种十分威武雄壮的舞蹈；而所谓箾（音箫）就是竹竿，以竹作戈而舞，这就是“象箾”了。
图：印尼传统舞蹈中遗存的中国古舞元素
所谓籥（音月），则是一种类似于笛子的乐器， 从下图的甲骨文中可见其形状。而“南籥”就是以籥伴奏的一种文舞，其动作庄严肃穆，舒缓而大气。
这两种舞蹈分别歌颂的是周文王的武功与德行。所以季札评价说：“美哉！犹有憾。”意思是说周文王虽然德被万世，但没有剪灭殷商，所以仍有遗憾。
鲁国人接着为季札表演了《大武》。
《大武》乃是歌颂武王伐纣的舞蹈，舞者头戴冠冕、手持朱盾玉斧而舞，是一种大气磅礴充满了王者之气的舞蹈。季札因而称赞道：“美哉！周朝兴盛的时候，大概就像这样吧!”
鲁国人接着为季札表演了《韶濩》。（濩音护）
《韶濩》乃是歌颂商汤的舞蹈。韶，即绍，意为继承发扬；濩，即护，意为防护；所以这个舞蹈歌颂的是商汤能防护下民，继承发扬大禹的功业。
季札看完后，评价说：“圣人之弘也，尚且还有惭愧，可见当圣人不容易啊！”意思是说商汤虽然是个圣人，但商汤攻打大禹建立的夏朝属于以下犯上，这样做是不对的。
鲁国人接着为季札表演了《大夏》。
《大夏》是歌颂大禹的舞蹈，大禹勤劳天下，日夜不懈，所以此舞演员均头戴毛皮帽子，袒露上半身，下身穿着白色短裙。右手持野鸡毛，左手持乐器，八人一行，边唱边舞，颇为质朴、粗犷。季札因而称赞说：“美哉！勤于民事而不自以为有功，除了大禹，还有谁能做到呢？”（据《淮南子》：“禹无庆功，无费财，自视犹觖如也”）
鲁国人接着为季札表演了《韶箾》。
《韶箾》就是后来孔子听了三个月不知肉味的那首减肥名曲，据说是当年虞舜为了示范帝王应有德行所作，季札观赏了以后也反应不小，他热烈鼓掌说：“功德到达顶点了，伟大啊！就像上天无所不覆盖，像大地无所不承载一样。即便再有大德大行的，恐怕也超不过这个了。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成语“叹为观止”典出于此。）
图：孔子闻韶乐
鲁国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好家伙，你终于欣赏完了，得咧，俺们知道你厉害啦，收工吧！
季札得意洋洋地站起身来，接受鲁人敬佩的眼光，他红啦！他真的红啦！伟大的吴国大圣人，他继承了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周公旦和吴泰伯这一刻灵魂附体！季札一个人，他代表了周朝礼乐文化在江南的传播，也代表着吴越地区文明进步的标志！在这一刻！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
总之，季札能与孔子并称“南季北孔”绝非浪得虚名，他不仅精通《诗经》中十五国的音乐和三代的舞蹈，还能从这些音乐之中听出国家兴衰的征兆来，妙语珠连，议论风生，从而一下子轰动了整个周朝文化界。要知道，身为一个远离周文明中心的蛮夷来客，季札能有如此深厚的学养和历史知识，那是多么的不容易。可以说，季札几乎以一己之力，让吴国从一个令人鄙夷的"蛮夷之邦"，成为华夏文化大邦。读过我们系列的人都知道，这可是秦国从秦穆公开始花了数百年都没能做到的壮举！算时间，季札到访鲁国时，孔子还是个八岁的小孩，但延陵季子的风度与学识既已风靡曲阜，或许也会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智慧的种子吧。多少年后，当孔子也成为名满天下的儒家大师，他对已经去世的前辈季札只有一句最高评价：“延陵季子，其天民也乎？”
鞭打督邮之后，刘备似乎已经发泄光了心中的戾气，从此收敛了许多，变得更谨慎与谦和（但底子里还是有一股莽撞），于是在公孙瓒手下一步步积累战功又做到了平原相的位置 ，但即便他做到了郡国的一把手，相当于现在副省级的级别，却仍常被人当作边地武人看不起（郡民刘平素轻先主，耻为之下）。所以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实现转型，向士族圈子靠拢。否则最高也不过是吕布、公孙瓒的下场罢了。
为此，刘关张三人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进行“破圈”。
刘备的方法，是借助背后雄厚的财力，用金钱铺路，礼贤下士，仁爱百姓，大打感情牌。
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要知道，刘备当时担任平原相所在的青州，几乎已被袁绍与田楷（公孙瓒所置青州刺史）打成了一片地狱（注1）。而在这片地狱中，唯有刘备所在的平原国，乱世士民们才能找到一片净土。就连汉末名士青州北海相孔融被黄巾所围时，都去向刘备求救（注2），并说：“以君有仁义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区区，延颈恃仰。”后来，当公孙瓒杀死了汉室忠臣大司马o2.ba3q.BiZ69幽州牧刘虞，而独霸幽州后，刘备便毅然抛弃了他这位倒行逆施的兄弟兼上司，跑去徐州发展了。总之，比起从前那个不爱读书、声色犬马、鞭打督邮的草莽豪少，刘备真得变了不少。后来长坂坡之战，刘备更是为了百姓宁愿放弃抢占江陵的机会，这恐怕也是曹操孙权等人做不到的。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政治强人之中，能像刘备这样爱护百姓、礼贤下士的，说实话，还真不多。即便是最认定刘备虚伪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张飞的方法，就是附庸风雅，极力与士大夫们结交（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三国志 刘巴传》中还记载了张飞结交名士刘巴却遭拒绝的尴尬故事。至于野史传说张飞“喜画美人，善草书”（见明《画髓元诠》），这没有实质性的史料证据，倒不好揣测，但应不至于完全是空穴来风。
而关羽的方法，则是挑了一本最难读的《春秋左氏传》，日夜诵读，一可借助历史学习政治军事；二可提高逼格，说起话来一口一句名言，从而在士大夫们面前保持高傲（注3）。
当代诗人木心有诗言：
我宠爱那种书卷气中透出来的草莽气 草莽气中透出来的书卷气也使我惊醉从此，关羽在中国读书人心目中地位更高了一层。
值得注意的是，关羽所读的《春秋左氏传》属于相当高级的古文经学，而且能够“讽诵略皆上口”（注4），这可不是一般读书人的水平，按照现代的说法，至少是研究生博士读的课程（注5），可见三国时代真正的儒将不止周瑜陆逊，关羽才更货真价实啊！（注6）
注1：见《后汉书 公孙瓒传》：“（袁）绍复遣兵数万与（田）楷连战二年，士卒疲困，粮食并尽，互掠百姓，野无青草。” 注2：看东汉地图，北海国与平原国实在离得不近，它们一个在青州北部，一个靠青州西部，中间还隔着齐国与济南国，两地相隔六百里，这也真是难为刘备了。 注3：见《三国志 关羽传》：“羽善待卒伍而骄於士大夫。” 注4：指诗文纯熟，倒背如流，能顺口而出。 注5：据三国时代著名神童钟会《母夫人张氏传》记载，钟家给钟会安排的课程是：“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从中可见《春秋左氏传》在儒家经典中亦属于难度相当高的。“钱穆先生在论及儒家经典时也说：“两汉《春秋》列博士，而《春秋》又几乎是五经之冠冕。《论语》则与《尔雅》、《孝经》并列，不专设博士。以近代语说之，《论语》在当时，仅是一种中小学教科书，而《春秋》则是大学特定的讲座。” 注6：其实三国还有一位爱读《左传》的儒将，那就是李典，虽然他没有像关羽那样达到倒背如流的地步，但也因此得到了大文豪曹操的赞赏。《三国志 李典传》就说“（李典）少好学，不乐兵事，乃就读《春秋左氏传》，博观群书，曹操称其善。”这里再顺便解释一下什么是古文经学。原来，秦末大乱之后，很多儒家经典丢失，于是西汉初年就从儒家师生口耳相传重新整理出来经典，用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称为“今文经”，研究今文经的学问，就叫今文经学或者简称今学。
而在西汉中期以后，有一批儒家经典重新出土现世，这批书当然还是用先秦的古文字书写的，称为“古文经”，研究古文经的学问，就叫古文经学或者简称古学。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书，发现了一部用古籀文字书写的《春秋左氏传》，再加上由孔壁所得的《逸礼》《古文尚书》《毛诗》，这就是古学四大经典。
图：孔壁，又称鲁壁，即孔子故宅的墙壁
东汉官方，一直是只承认今学的，但也不把古学打成反动学说，允许民间自由传播。
结果官方圈养起来的学者水平越来越差，拿不出像样的学术成果，对学生也毫无吸引力。民间的古学却创新不断，魅力无穷。到了东汉末年，一代儒宗郑玄（注7）大力宣扬古学，对古学研究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他作《发墨守》《针膏肓》二书，将今文经学大师何休的《公羊墨守》（宣扬今文经《春秋公羊传》如墨翟守城不能攻破）与《左氏膏肓》（指出《左氏春秋》问题很多，如人已病入膏肓）驳斥的体无完肤（注8）。至此，古文经学终于全面压倒了今文经学，“由是古学遂明。”
事实上，汉末三国之乱不仅是政治与军事的斗争，其中还藏着一条学术斗争的暗线。比如，包括诸葛亮、庞统、司马徽在内的荆州学派，包括荀爽荀彧叔侄在内的荀易学派，还有刘备、公孙瓒、许慈、姜维、崔琰、国渊、王基在内的郑氏学派（关羽虽无师承，但应该也属于这一派），都属于古文学派。而包括杨厚、任安、董扶在内的益州学派，以及精通《孟氏易》的汝南袁氏（袁绍、袁术）和精通《欧阳尚书》的弘农杨氏（杨彪、杨修），则都属于今文学派。而这两派既在学术上是敌人，在政治上也无法合作，就算合作也注定同床异梦。
注7：唐贞观年间，列郑玄于二十二“先师”之列，配享孔庙。 注8：何休见郑玄书，亦叹：“康成（郑玄字）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扯远了，总之，刘关张的这些做法，效果还是不错的。刘备通过师门的关系，广泛结交士族，并通过自己后来豫州牧的身份，大量举荐士族子弟为茂才（包括袁谭、陈群、袁涣等贵公子都是他的门生），从而与孔融、陈珪、陈纪、郑玄等顶级名士大儒间结下了不错的情谊（注9），也立下了不错的口碑（注10）。关羽则通过自己学养的提高，不仅在军中收获了一大堆迷弟，就算在士族乃至敌方中也获得了极高的赞许（11）。与东汉不同，汉魏之际，士族已开始对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比如河内司马氏便是治《汉书》的大家，所以，像关羽这种兼通经史的硕学名将， 日益受到尊敬。
当然，刘备关羽的脾性与阶层毕竟摆在那，一遇困难，这些士人大多都离开了他，只有郑玄的弟子孙乾虽出身北海名门孙氏（注12），但仍追随刘备不离不弃。而刘备对这位蜀汉集团中唯一的北方儒门士族子弟也亲信有加，后拜其为秉忠将军，名号之间，充满感激之情。
顺便说一下，曹刘孙三大集团其实各有支持阶层。曹魏的支持者大多是黄巾流民与士族地主，总之是个以农业为主的政权；孙吴的支持者则比较复杂，既有武人也有文士，还有当地大族，他们的共同诉求，是要避乱江东独立发展，可以说是一个南方政治共同体。而刘备的支持者最为特殊，在与荆、蜀士族合流之前，刘备集团是一个以城市平民、闾巷游侠，以及部分商人组成的武装集团。传统农业都是自然经济，自给自足，对外界的需求和依赖很少，所以对统一并无太大热情；而商业和手工业离不开流通与交换，所以商人和城市平民对促进统一更加积极。这也就是曹操晚期以后曹魏不再热衷统一，而蜀汉心心念念要兴复汉室的最大原因。
按照《史记 泰伯世家》，春秋吴国，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嫡长子泰伯的后人，但是，自泰伯之后数百年，吴国的历史都乏善可陈，历西周一世到春秋晚期，总共五百多年，史书中除了历任国君的名字，其他几乎啥也没有，吴国好像被这个激荡的时代遗忘了一般。
太伯的后人也是周族大家庭的一分子，为什么数百年来他们都不和中原各国联系交往呢？是交通不便？还是吴国的世系根本就是伪造的？上一篇我已经给大家分析了很多，这一篇就不再详述，我们只讲吴国在春秋晚期的迅速华夏化过程。
大概在公元前584年左右，吴国突然崛起，其第十九代君主寿梦就像个幽灵一般横空出世，自称为王，四面侵略，先是攻打晋国的小弟郯国(音谈，今山东省郯城县北)，后又侵扰楚国的小弟“州来”（今安徽凤台县），搞的大家晕头转向：这家伙怎么突然冒出来了，以前可是一点存在感都没有。
在大家都比较晕的时候，晋国先从混乱中回过神来，往吴国派出了一个特殊的使臣，那就是“楚才晋用”的著名谋臣巫臣，他因与楚国的令尹和司马有仇，所以相当积极，不仅带了三十辆战车与大量援助物资来到吴国，还教给吴国当时最先进的陆军战法（吴国处水网之地，当时只有水军，以舟船逆流而战，也非上游楚国对手）与治国方略，让吴国的军事实力大增，这样就能更好的在楚国后方捣乱。
这就是晋国的远交近攻之策，这一招太妙了，楚国在晋吴的联手摧残之下，霸业渐衰，从此再也无法专心用兵中原，陷入了两面作战的困境。
吴王寿梦在位二十五年，也跟楚国打了足足二十五年的仗，正是在他的手里，沉积了数百年的吴国开始日益强大起来，给日渐沉闷的春秋霸局增加了一个朝气蓬勃的生力军。
吴国崛起的时间，也大致是雅典文明崛起的时间，公元前594年，雅典执政官梭伦建立公民会议跟司法陪审制度，这是世界首创，也是雅典人对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这个时间，同时还大致是犹太国覆灭的时间，公元前586年，古巴比伦王国攻破耶路撒冷，将这个伟大的圣城付之一炬，又将所有的犹太人掳到巴比伦当奴隶。在吴人与犹太人的传说中，都有一段艰辛的迁徙之路，且时间也近似，但他们后代的命运却迥然不同，真是天意弄人。
吴寿梦二十五年（公元前561年），吴王寿梦病危将死。他有四个儿子，分别叫诸樊、余祭、余昧、季札，其中季札学问最好，人品也最好，所以寿梦想让他当自己的接班人。
寿梦这一点就做得不对了，古公当年希望将王位传给小儿子季历，那是因为商朝末年周族的宗法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但是到了那时的春秋末年，周朝的宗法制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统了。总的来说，周宗法制中注重政治阶级的嫡长子继承制比较于商朝时注重血统关系的亲亲制度而言，还是有它的先进性的，因为这样做能杜绝诸子和诸弟的继承权，从而解决了王位继承中因名分不定而产生的祸乱纷争，从而规范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保证统治阶级内部的稳定和团结。
正因为周礼的嫡长子继承制解决了这个历史提出的重要问题，有利于封建制度的稳定与发展，所以周代各诸侯大都把这个制度严格地遵循了下来，凡是跟这个制度较劲的人，大多没什么好下场，从前的一代霸主齐桓公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晚节不保，落得个凄凉而死的可悲结局。
可是寿梦好像完全不理会这一套，非要把国君的位子传给小儿子季札，这说明至少在寿梦时期，周礼在吴国仍没有一丁点儿生存的土壤。汉代经学大师马融说：“蛮，慢也，礼简怠慢。”不懂礼义，或者说不在乎礼义，其实就是蛮夷。所以吴国历代君王都没有谥号，也从不朝见周天子。不管他们到底是不是太伯后裔，反正这么多年了，他们并不讲华夏那一套。
但到了季札这一代，情况似乎改变了，特别是季札，小伙子虽然生长在蛮夷之地，但从小就对周礼十分向往，不仅深谙礼乐而an.ba3q.BiZ69且德行高洁，那觉悟可不是一般的高，所以当他一听说父亲想要让自己当王，就死活也不肯答应，说：“天下间周礼最大，怎么能因为父子之间的私情而干犯礼法呢？我不能当王，谁让我当王我就跟他急！”
季札觉悟高，本应继承王位的寿梦嫡长子诸樊当然也不能落于人后，他说：“你不当，我更不能当！当年周太王古公亶父认为周文王圣明，想把王位传给少子季历，我们的祖先太伯因而让贤逃到荆蛮之地，建立了吴国，使周王朝得以兴盛。我身为太伯的光荣后代，一定要继承先人的优良传统，让贤给你，离开宫廷，去乡下种地！”
“不行不行不行，周礼不允许。”
“可以可以可以，你比我有文化，你来当王最合适！”
两个人你谦我让，吵个不停，病得晕忽忽的寿梦头更加疼了，这俩小子谁也不肯当王，那我辛辛苦苦建立的基业谁来给我发扬光大呀！不行，我得想个折衷的办法。
想了半天，寿梦终于找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案，他说：“别争了！诸樊，你来当王，不过你要答应老爸一句话，这国君的位子一定要按照你们四兄弟的次序依次传下去，直到传给季札为止。”
说完这个遗嘱，寿梦已经耗尽了所有的心力，这个开创吴国霸业的一代开山怪，就这么双腿一伸，死了。
寿梦死后，诸樊还有吴国的百姓还不肯放弃，一个劲地要求季札来当最高领导人，季札被他们搞得心烦意乱神经衰落，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跑到乡下种田去了，死活不肯回来，说：“求求你们了，饶了我吧，我真的不想当你们的国君！”
大家无奈，只好放弃，诸樊正式当上了吴王。
吴王诸樊当上国君后一心只想干一件事儿，那就是跟楚国拼命，倒不是因为真跟楚国有什么深仇大恨，而是他想在激烈的战争中把自己的命给拼掉，这样一来季札就能早点上台了。
图：吴王诸樊剑铭文
可这事儿怪了，无论诸樊打仗怎么轻死犯勇，他就是死不了。吴王诸樊急了，开始故意怠慢鬼神，不事祭祀，仰面对天，祈求速死。
吴王诸樊十三年（公元前548），诸樊终于如愿以偿，要死了，临死之前，他对继任者二弟余祭留下遗言：“一定……一定要把国家传给季札。”说完就真死了。
余祭于是找到季札，死活要把延陵（今江苏武进市）封给他，好让他熟悉政务，为当王作准备。
季札无奈，只好从乡下回来当官，因为他的封地在延陵，所以世人都尊称他为“延陵季子”。
余祭当上吴王后，不但老和北边儿的楚国开战，还经常攻打南方的越国，就想学他大哥一样想着早点死掉，好让季札早点上位。
吴王余祭四年（公元前544年），吴国又去攻打越国，抓到一个俘虏，砍了他的双脚，派他去看守船只。一次余祭去战船上视察工作，喝醉酒就在船上休息，没想到那个越国俘虏趁机偷偷爬了过来，解开余祭的佩刀，将余祭给暗杀了。
余祭死后，革命的火种继续传到了三弟余昧手里，余昧知道自己下面就该轮到季札了，便又将季札任为国相，大事小事都交给他，拿他当实习吴王办。
季札怕余昧死得太快，将那该死的王位留给自己，便建议余昧交好中原，不要动不动就打仗。余昧答应了。
于是，在吴王余昧继位不久，季札就开始对中原各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友好访问，这一连串的外交活动，不仅让吴国度过了几年安定团结的平静时光，还让季札在列国之中声名鹊起，成为了天下有名的儒家大贤，与孔子并称“南季北孔”。当然，季札还是孔子的前辈，当时孔子只不过是个八岁的小孩罢了。
讲到这里，终于要说到吴国的起源了。其实呢，吴国虽然处在水网密布的江南，但它的创始人，却据说是商朝晚期从陕西周族离家出走的俩倒霉孩子。
据《史记 周本纪》和《尚书 帝命验》记载，当时，周族首领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长子名泰伯，次子名仲雍，少子名季历。季历娶太任氏为妻，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昌。太任临产时，有一红色小鸟衔丹书飞来，停放在太任产房门上，丹书上说这个叫昌的神奇宝宝将让周族取代商王朝，成为天下之主。
又是一个帝王神话，依我看这八成是季历玩的鬼把戏，一点儿都不难，一个驯鸟师就能搞定。
不管是不是季历搞得鬼，反正就因为这件所谓的“圣瑞”，让古公对这个小孙子另眼相看，宠爱有加，他说：“能够复兴大周王业的人，大概就是我们小昌了吧！”因而将少子改名为季历。
这意思再明显不过了，所谓历，就是嫡的意思，按照宗法制，季历不是嫡长子，本来是没有继承君位的资格的，古公在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改这样的名，这意思已经昭然若揭了。
在这种情况下，泰伯和仲雍两兄弟便发挥了大公无私的伟大情操，他们借口入深山采药，带着族人逃到了荆蛮之地。并与当地土著一样，文身断发，以表示自己不能在宗庙主持祭祀，正式抛弃了周族嫡长子的地位。
前面这句文身断发是什么意思呢？据《史记集解》载：“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这说的是我国远古时代东南地区土著民族的习俗，断发是为了方便在水中活动，因为要经常潜水，捕捉鱼虾，头发太长，很容易被水中水草缠绕导致溺水身亡。文身以象龙子，则是一种图腾崇拜，借文身来保佑自己，在水中活动时能减少伤害，获取更多的渔获。龙子应该是水中的凶物，比如鳄鱼之类的爬行动物。
看来，泰伯和仲雍两兄弟还真是表现得决绝啊，头发也不要了，刺青也刺上了，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流氓老大一般，硬是不想要那个恶心的继承权了。
图：断发纹身
就这样，季历恶心走了他俩哥哥，正式当上了周王，改称王季，而他的儿子姬昌就是日后那个鼎鼎大名的周文王了。
对于这件高尚的有点离谱的让国事件，至圣先师孔老夫子是这么评价的：“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注1）
意思是：“泰伯，那可以说是具备至高无上的品德了。三次让出天下，老百姓简直找不出恰当的语言来赞美他。”
敬仰的都找不出恰当的语言来赞美他了，看来孔子绝对是泰伯的狂热粉丝、铁杆拥趸。
就因为孔子的这句话，后世儒家对泰伯的行为也推崇备至，如晚唐著名诗人陆龟蒙在《和袭美泰伯庙》中就曾写道：“故国城荒德未荒，年年椒奠湿中堂。迩来父子争天下，不信人间有让王。”
也许是我这个人心里太阴暗，“不信人间有让王”，我还真就是不相信泰伯是心甘情愿让出王位的，因为这不但违反人性，还违反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要知道当时周族正处于需要扩充实力同殷商王朝作战的关键时期，泰伯和仲雍这时候带着族人p3.ba3q.BiZ69离去无疑会使周族的实力受到削弱。就算泰伯宁愿把国君的位子让给季历，他也完全没有必要逃到千里之外，对于周人而言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的荆蛮之地去，他们完全可以留在本部落内部协助季历，这才符合周族的大局利益。
所以，我认为，在这段语焉不详的上古记载之中，隐藏着一段极其残酷而惊人的历史：为了争夺王位，周族内部泰伯、仲雍等部族联合起来，同季历的部族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部族争斗，甚至是战争。季历的部族最终取得胜利，将泰伯、仲雍部族赶出周地。
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合理地解释泰伯和仲雍为什么要不远千里，带着族人迁徙到那鸟不拉屎的蛮荒之地去——失败者总是要逃远点，否则胜利者迟早会过来斩草除根的，那样可就死定了。
泰伯和仲雍逃到了荆蛮之地后，肯定也经过一番艰苦的争斗和厮杀，最后，当地千余家土著被周人收服，泰伯于是在这里自立为君，国号句吴（跟句践一样，句为吴语发声词头，无实际意义），简称吴。也就是现在江苏一带。从此，吴地的老百姓在周族的教化下，在渔猎之外，也开始从事农业起来。
为什么泰伯要将自己的国号定为“吴”，一种说法认为：“吴”字其实就是“鱼”字，在中国古文中，鯱、五、鱼、吴四字为同音字，彼时长江太湖一带，河道纵横交错，初民们渔猎为生，泰伯和百姓便把鱼作为“图腾”，乃至国号。吴地崇鱼、喜鱼的习俗传至今日，每逢过年，家家门上贴挂鱼图，以示年年有余，在房门上贴挂“鲤鱼飞跃图”，以示“鲤鱼跳龙门，全家交好运”。
但是根据《吴越春秋》的记载，泰伯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跟他一起逃亡的弟弟仲雍又名吴仲，而泰伯没有子嗣，所以将国号定为“吴”，以让自己的弟弟继承君位。
而据《史记·周本纪》，仲雍除了名吴仲外，还可叫虞仲（注2），因吴虞二字可通用，另据《史记 吴泰伯世家》，仲雍的一个曾孙因排行老二，并被周武王改封到了虞（今山西平陆县北），所以也叫虞仲。这个虞国，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晋献公假道伐虢而灭掉的那个虞国，秦国相百里奚原先就是这个虞国的大夫。
当然，在历史与考古学界，对于“泰伯奔吴”之地，仍有许多不同意见。关键问题就在于，泰伯为何要带领族众从关中地区跑去两千多里之外的江苏？就算泰伯是争权失败，要逃难到比较远的地方，但也没必要跑那么远。当时周部族只不过是个百里之地的小邦，影响力最多只到渭水中游一带，泰伯只要跑出这个范围也就够了。
事实上，张筱衡与刘启益、尹胜平等学者，在研究了陕西宝鸡夨国遗址以及有关出土器物铭文后，就认为泰伯所奔之吴其实是夨国。据考证，在古金文中，夨与吴、虞是相通的，吴字省口就是夨。另外今陕西陇县一带有吴山，夨国之得名应与吴山有关，而在周灭商之前的“荆蛮之地”，实际是在吴山以西的岍山与汧水一带，即今陕西千阳县，在那里有一个井国。而根据出土彝器与铭文分析，荆岍汧三字原来都是从井的。后来在西周中晚期楚国在江汉一带崛起，荆（蛮荒之意）才被特指荆楚之地。
另外，根据夨国与邻近姬姓国家的婚姻关系，学界推证夨国应为姜姓，而据文献记载，古公亶父（泰伯之父）的妻子也是来自姜姓。所以台湾学者王明珂认为，泰伯应是在争位失败以后，便逃到了母舅之国夨国寻求保护，这一推断也是合理的，毕竟，一个失势的王子，逃到娘家避难，比逃到一千多公里之外的遥远异邦，看起来要靠谱得多。而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陕西宝鸡境内出土的“夨王簋”、“夨王簋盖”以及“夨膡盨”等夨器的铭文分析，夨国国君在西周时期竟已称王，可见这是一个颇有战斗力的国族，它不仅曾与周族联盟伐商，且曾侵略过周边许多国家，甚至灭掉了一个同样不见史载的“弓鱼”国，其以此等实力，保护一个落难王子应是不难的。
另据考古发现，西周时期吴国的墓葬没有一座是周式墓葬，而全都是土墩式墓葬，即不挖墓穴，只在平地堆土起坟埋葬，其随葬品多为印纹陶器、原始瓷器和带地方特征的青铜器。而这种墓葬方式主要流行于长江下游太湖周边地区的良渚文化中，与周式墓葬的竖穴土坑墓与大型青铜礼器陪葬方式迥异。泰伯奔吴之后，竟把自己族人的丧葬观念都改了，不大可能吧！
图：吴国土墩式墓葬
图：周式竖穴土坑墓
王明珂还发现，根据《史记》中记载的吴国世系，从泰伯仲雍开始的最早的四代人名中都带有伯仲叔季等称号，这是周人的命名习俗，可此后到寿梦共十五代，诸王的名字都与这周人命名习俗无关。
当然，这些也都可以解释为泰伯一族东迁后“从蛮夷之俗”，但是，这更像是一个将周人谱系安置在当地土著（良渚遗民）领导家族原有谱系之上的结果。而到了寿梦之子这一代，吴国王族中又突然出现了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按照周人习俗命名的王子，那就是著名的南方圣人延陵季子季札。王明珂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吴国在寿梦时期崛起后，吴国贵族接触到更高层次的华夏文明，心生仰慕，从而逐渐拥有了华夏倾向的心理构图，在此构图上，过去的历史记忆（泰伯传说），被他们用来合理化自己的华夏身份。而季札在深度华夏化的同时，甚至在自己身上重演了一遍泰伯让国的传说，据史书记载，季札的这次展演相当成功，许多华夏的上层人物包括鲁晋等国的君臣甚至孔子，都认同了吴国王室的正统华夏后裔身份。从此，吴国人找到了自己的祖源，华夏诸侯也找到了失落祖先的后代，而华夏联盟的范围也由此扩大了一圈，这是双赢的结局。
这么一段精彩至极的成功展演，自然要大书特书一番。下一篇，我们就展开来讲。
话说很久很久，久的无数久以前，大概在公元前二十三世纪左右，有邰氏部落酋长有个女儿叫姜原，是三皇五帝之一的帝喾（音库）的正妻。据载，姜原小妹妹还未嫁人之前，有一日出外郊游，偶然发现地上有个巨大的脚印，很好奇，就走近去认ao.ba3q.BiZ69真观赏，看着看着她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兴奋感，情不自禁伸出脚来踩踏那个脚印。这一踏不打紧，姜原突然觉得全身颤抖，一阵暖流通过身体，仿佛高潮一般。
结果事情大条了，姜原一回家，就发现自己居然怀孕了，姜MM很害怕，担心自己会背上淫荡的罪名，连忙跑去找族里的巫师询问，巫师做法通神了一番，回答说：“你本来是个纯洁的女孩儿，但是你踩踏了上帝的脚印，所以天意决定要你怀孕并生下这个孩子。”
十个月之后，姜原与脚印生的小孩出生了，是个大胖小子，长得肥嘟嘟的，一点儿不像上帝。
可是姜原却认定这个婴儿是个怪物，把他扔到大街上，但经过那里的牛马发现他后，都吃惊地掉头就走，非但不踩他，连靠近都不敢。姜原于是又决定将小孩扔到山里，正巧赶上树林里有许多砍树的人，所以只好再挪了个地方，把他扔在结了冰的湖面上，没想到这时天上突然飞来无数大鸟，它们张开翅膀盖在婴儿身上，结成一个天然大被，为他保暖。姜原觉得这太神异了，就抱回来将这孩子养大成人。由于起初想把他扔掉，所以就给他取名叫弃。
这个故事显然是个神话，踩脚印都能生小孩的话，那还要男人做什么！原始社会男女关系混乱，人们就像兔子一样可以随意交配，孩子他爹比较难认定，事情说不清楚了，只好编一个神话来糊弄人。
当然，这个神话也许还隐藏了一个人类起源的秘密，或许就像美国大片《普罗米修斯》说的那样，我们大家都是天神（外星巨人）遗弃在地球的后代？
不管怎么说，弃这个小朋友是相当神奇的，据说他从小精通植物学，经他种出来的桑麻、五谷都长得都极为茂盛，到他成人之后，又开始考察山林、川泽、丘陵，研究不同土质和地势，最适合种植什么样的农作物。不久，弃就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庄稼能手、农业专家，各地的粉丝都慕名前来，找他签名、请教。
当时是尧帝执政，因遭受洪水的灾害，老百姓漂流失所，纷纷迁居到高地聚居。尧帝听说弃这个小伙子是个出色的农业专家，于是专程拜访了他，并任命他为“农师”，教老百姓依山而居，随地造屋，建立村落，钻研耕种之道，带领大家共同富裕，齐创和谐社会。过了三年多，老百姓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脸上再也看不到饥饿贫乏的神色了。新任领导人舜帝于是将邰（今陕西省武功县西南）这个地方分封给他，号为后稷，赐姓为姬。
这位叫做“弃”的农业天才，便是伟大的农业民族周族的祖先了。此后，经历虞夏二朝，弃的子孙都担任后稷这个农官之职，直到夏朝末年，政事混乱，周族领袖不窋失去了农官之职，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开始被迫从事游牧业。
《史记 周本纪》上的这个周族祖源故事，也得到了古气候学与考古学的支持。科学家们发现，在距今四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从公元前2000年的夏朝初年开始，全球气候逐渐干旱寒冷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地球上的原始农民无法继续用他们有限的农业生产，来养活逐渐增加的人口。于是，地球上的社会形态与经济形态开始发生变化，人类想了四种方法来解决这个艰巨的气候问题。
第一种，设法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粮食产量。
第二种，重新分配资源。即以暴力手段，将部分有能力的人变成统治阶级，而将其他人变成吃得少、做得多的被剥削阶级。
第三种，重新划分族群认同，让少部分人独占肥沃的土地，并用武力的方式，将“非我族类”驱赶出境。城墙等防卫性的建筑，便是出现在此时期
第四种，改变生产方式，另找可利用的资源。
现在我们逐条来分析。第一种方法，显然就是这个以“弃”为首的“后稷”农业家族崛起的原因。后稷家族精通农业，所以在虞夏两朝都得到重用，以帮助天下各族对抗日渐干旱寒冷的气候变迁问题。但在原始时代，农业技术发展缓慢，这种方式慢慢就跟不上。
于是，人类开始使用第二种方法，这显然就是阶级社会夏朝取代氏族社会虞朝的全过程。然而，气候问题越来越严重，这种方式也不够了，于是人类开始使用第三种方法。
而这，显然就是夏朝末年后稷一族失去了农官一职，并“自窜于戎狄之间”全过程。似乎，随着中原之地已无法养活众多人口生存，像后稷这样的非核心族群，就只能主动或被动离开黄河流域的肥沃之地，去寻求第四种方法。
所以，我们发现，到了夏商之际，包括后稷在内的很多族群，开始被迫放弃农业生产与定居生活，以养羊取代养猪，从事游牧业。这样原来无法利用的高地草场资源，就间接被人类利用了。而这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进步。
许多学者认为，人类文明的演进曾经经历渔猎、畜牧、农耕三个阶段，因此畜牧是人类文明发展序列中介于原始的渔猎与进步的农耕的中间阶段：这是农业定居人群的偏见。事实上，考古数据显示，在全球主要的游牧地区中，人类都曾由农耕，或以农为主的混合经济，转入游牧经济中。我国考古也发现，在这段时期的北方文化遗址中，用于翻地收割的大型砂岩石器逐渐减少，而适于切开动物皮肉的锋利小型石器大量增加。这都说明了该时期人群生产方式的改变。
不窋之后又过了几十年，周族在经历了一番痛苦的经历之后，终于又迎来了一位伟大的首领，那就是不窋的孙子公刘。
据《吴越春秋》记载，公刘这个人善良的有些夸张，他走路都不践踏鲜嫩的野草，驾车时总是避开初生的芦苇，颇有一点佛家高僧的味道。当时，正值殷商初年，天下稍稍稳定，所以公刘想要重振周族传统的农业。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公刘努力奋斗，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四处巡行，考察耕田，因地制宜，种植庄稼，并率领族人伐取木材以供使用，使得周族出门的人有旅费，居家的人有存款。民众的生活都靠他好起来。
后来，为了发展农业，公刘又带领着族人迁徙到了泾水边的沃土豳（ｂīｎ，宾）邑（今陕西邠县），《诗经 大雅 公刘》中记叙了公刘赶走豳邑原先的戎狄部落白手起家的全过程。翻译成现代文其大意如下：
好心的公刘，他不敢安居只顾忙。 忙着修田界，忙着谷进仓。 干粮预备好，用各种袋子装。 大家和睦美德扬。 弓箭齐武装， 盾牌、长矛、板斧手上晃， 迈开脚步向前方。好心的公刘，察看了这块好地方。 选地人丁要兴旺， 建房要民心归顺又舒畅， 没有隐患来潜藏。 他一会儿上山坡，一会儿走到平原上。 腰里带着啥东西？ 美玉和宝石，还有装饰的佩刀在装样。好心的公刘，来到众多水泉边，观看平原的宽广。 他登上南边的山冈， 发现了个叫做京师的好地方。 京师之地多辽阔，于是搞起了房地产，要建经济适用房， 谈笑风生好热闹，到处闹嚷嚷。好心的公刘，在京邑安家已停当。 走路轻快好繁忙， 叫群臣就坐来入场。 待到宾主都坐定，命令开始祭先王。 把猪赶出来宰杀，用瓢舀酒浆。 有吃又有喝，公刘为君王。好心的公刘，开辟土地宽又长，观测日影上高冈， 山南山北勘察忙，看看流泉去哪方。 把军队分成三组来驻防，洼地平地都测量，开出田地种食粮。 山的西面也丈量，豳人的土地真宽广。好心的公刘，在豳开始建屋房。 横渡渭水河，开办采石场。 房基墙脚都修筑，欢歌笑语盖屋忙。 住在皇涧岸，面向过涧边。依山靠水楼盘好，定居大众人丁旺。
这首诗写得很清楚了，这是周族的一次大规模武装殖民，最终他们赶走了当地土著，抢得了豳邑这块好楼盘，所以各族的人都跑来买房买地投靠他，周族的兴旺发达就是打这时候开始的。
而这段历史也得到了考古发现的证实。考古发现，正是公元前1400年左右（商代早期），晋陕北部山地中出现了一些武装化的混合经济人群，他们以马猪羊及青铜武器随葬，游牧化与武装化现象非常明显。而大概在同时期，北方鄂尔多斯河套地区的人类活动遗迹逐渐消失了，这一消失就是一千年，直到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晚期才重新出现。这一切都说明，晋陕北部山地中的这群人，就是由于气候恶化而被迫从北方鄂尔多斯迁来的农牧兼营人群，通过考古与文献记载的对照，学者们认为他们就是中国史书中提到的“戎”。戎的本意是武器，引申为战争或善战之人，由此可知，戎人是一群为了争夺生存资源而日渐武装化的善战人群。所以，从商初开始，被迫南迁的戎人与被迫北迁的周人，在陕西北部的山区谷地之间展开了一系列相爱相杀的剧情。
据《史记 周本记》记载，公刘九代之后，大概在商王朝统治后期的庚丁帝时期，周族又出了一个出色的首领叫做古公亶父。当时，戎人中的一支薰鬻（音育）族很嚣张，经常出兵攻打周族。古公亶父送去了犬马牛羊，戎人不满足，又来侵扰；古公亶父又送去皮帛、珠宝，戎人还是不答应。
古公亶父问：“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戎人回答：“想要你的土地，好搞房地产啊！”
周人很生气，都想奋起反击赶跑侵略者。
古公却说：“作为一个好干部，是不会因为这本应养育人民的土地，来危害这块土地所养育的人民的。现在戎狄前来侵犯，目的是夺取我的土地和百姓。百姓跟着我或跟着他们，有什么区别呢？百姓为了我的缘故去打仗，而牺牲了他们的父子兄弟，我又有何颜面在做他们的君主呢？我实在不忍心这样干。”
说完他便带领自己的族人离开豳地，一路向南，迁徙到了关中平原的岐山脚下居住（注1），这里南临渭水，西有汧河，东有漆水，水源丰富，比豳邑更适合农耕，于是豳邑一带的老百姓纷纷扶老携幼，带着炊具，死皮赖脸的非要投奔古公。其他部落听说古公这么仁爱，也有很多跑 来归从他。于是古公就废除戎狄的风俗（贬戎狄之俗），营造城郭，建筑房舍，把民众分成邑落定居下来。一年之后建设成为一座小城，二年之后建设成为一座大城（注2），岐周的老百姓也增长到了建国初的五倍（注3）。
在这一段历史记载中，古公亶父被描写成一个尊重生命，爱惜百姓，以德服人的大慈善家，但是咱们仔细想想，上古时代关于土地和人口的争夺是否真的如此温情？《诗经 大雅 公刘》里已经描写得很清楚了，豳邑这块地方原先就是古公的老祖先公刘从戎狄人那里抢来的。所以戎狄人跑来攻打他们，只是想夺回自己的土地罢了。
总之，古公亶父这一段历史八成是周人的美化，戎人其实是收复了失地，才逼得周人南迁到岐下，以就近寻求殷商庇护的（注4）。而有了商人盟主的支援，以及新建城郭的保护，周人终于在岐下站稳了脚跟，一步步发展壮大，而岐下这片地方，从此也被叫做周原。
当然，与周平王一样，商人这着棋也下错了，驱狼斗虎最后变成了养虎为患，周族在古公之后越来越强大，最终竟联合戎人，灭商取而代之。《诗经 鲁颂 宓宫》载：“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说得更是清楚之极，古公率民迁到周原后，就开始准备实力翦灭殷商了。
那么周族后来为何又会联戎反商呢？其实，很多迹象都表明，周人在“自窜于戎狄期间”，一方面与戎狄互相争夺生存资源，另一方面也有互相融合的趋势。《史记 周本记》也记载，周人在迁居周原之后，古公才“乃贬戎狄之俗”，说明他们此前q4.ba3q.BiZ69与戎狄并没有太大区别，也向来为殷商之人轻视。所以在殷墟甲骨文中，经常能看到商王杀羌戎与周人俘虏祭祀的记录。古本《竹书纪年》上甚至说，周族首领季历（周文王之父），很可能是被商王文丁（商纣王之父）杀了祭天了。
另外，《逸周书》上还记载，武王克殷时曾以“轻吕”击刺纣王及妲己尸体，进行一些压胜仪式。据学者考证，轻吕实际上是突厥语，意思是短剑，又名“径路刀”，乃是一种流行于北方戎狄中与宗教有关的器物（注5）。事实上，夏商之时，华夏文明圈中并没有青铜短剑这种兵器，在所有中原新石器及殷商文明遗迹的发掘中也均未出土过此物；只有在鄂尔多斯青铜文化与周人遗迹中才有发现。由此可见，剑这种兵器是一种舶来品，是远古时代由西亚传到鄂尔多斯戎人再传给周人的；周与戎关系密切，文化来源也基本相同。
图：鄂尔多斯青铜短剑
另外，周人也与姜姓戎族世代联姻，如后稷之母姜嫄，古公之妻太姜，周幽王之妻申姜都是姜姓戎女。周室重臣姜太公吕尚、申侯等人也都是姜姓戎人（即殷商甲骨文中的羌人）。
据学者考证，这些姜姓戎人，其实就是一支以羊为图腾且擅长养羊的农牧混合民族，他们来自西方，战争能力很强，其统帅吕尚甚至被后世历代尊为武圣，而周武王东征，姜戎军队便是伐纣的绝对主力。在近几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西周早期的姜戎墓葬中常会出土来自殷商的器物，可能为灭商之后获得的缴获与赏赐。
事实上，整个西周时代，周王朝的主要敌人都是东面的荆楚与东夷；它与戎则一直是坚实盟友，二者是到西周中期的周懿王时期才开始爆发矛盾，而到西周末年周厉王时才正式决裂的（注6）。周宣王（周厉王之子）让太子涅娶申戎之女，欲缓和双方矛盾，但太子涅即位为周幽王后，年轻躁进，竟想将他与申戎公主所生之子的储君之位废掉，以消除戎人对周政的影响，而这样一来，便等于主动撕毁周族与戎人的盟约，这才成为了压倒周戎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申戎与犬戎联合，共同灭掉了西周，并将戎女之子立为周平王，这才是“烽火戏诸侯”故事的真相。后来，晋、郑等中原诸侯将周平王东迁，这才让平王摆脱了“戎人傀儡”身份。后世史官以西周灭于戎族，反推整个西周都戎患剧烈，而将戎族视为自周开国之前就一直存在的敌对野蛮异族，这显然是一种想当然的误读。
综上所述，周人本是一支与戎狄有着长期姻盟关系的半游牧民族，只因后来成了华夏正统，所以周人才在他的族源传说中特意强调他们“农神”“定居”“被戎人欺凌”与“以德服人”等特性。虽然这有些欲盖弥彰，但是在春秋时代，周人需要这种族源“历史”作为集体记忆来凝聚本群体，也需要用它来团结其他农业部族以共同对抗戎狄群体。所以管仲才会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而最终，春秋霸主们就通过“尊王攘夷”这种政治活动，不断强化这种族群的历史记忆与华夏的集体认同意识，最终导致了秦汉统一帝国的诞生。当然，华夏的巩固与扩张也加剧了戎狄的游牧化与国家化。在秦穆公霸西戎、赵武灵王击三胡与秦始皇建长城期间正规配资网站，戎狄的究极完全体也渐渐升级完毕了。它，就是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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